亚洲通娱乐,亚洲通网址

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
国家卫健委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医院
咨询电话:0318-2181213
您的位置:首页 - 医院概览 - 历史底蕴
历史底蕴
艰难的运送
发布时间:2018/1/25 10:23:45  阅读:2350  发布:哈院管理员



1947年2月15日,《中国评论周刊》(《密勒氏评论报》)全文发表了哈励逊的日记,题为《最后的报告》,文中对此次运送的情况有细致的讲述。

《密勒氏评论报》于1917年6月9日由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汤姆斯·密勒在上海创办,这份以他名字命名的周刊每周六出版,16开本,每期50页左右。1923年,该刊的英文名改为The China Weekly Review(《中国评论周刊》)。1936年11月,《中国评论周刊》第一个报道了斯诺陕北之行的消息和他与毛泽东的会见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周刊支持中国人民和南京国民党政府抗战,反对日本侵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周刊遭查封。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密勒氏评论报》在上海复刊。该刊曾发表评论,表示支持一个“自由民主,繁荣与统一的中国”;同时,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和贪污腐败进行揭露和谴责,被美国商界视为国统区内敢于直言批评的“一家独立出版物”。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该刊继续出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唯一一家在中国大陆发行的美商媒体。1950年9月,改为月刊,32开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外信息隔膜的状态下,《密勒氏评论报》成为传播有关中国最新消息的重要途径,向海外读者讲述了“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正在进行的新文明建设中所发生的有趣的和重要的事情” 。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该刊揭露了美军在朝鲜战场施用细菌武器等罪行,美国政府对其实行禁邮,使之缺少经济来源,不得不于1953年6月停刊。


  


《中国评论周刊》(《密勒氏评论报》)全文发表了哈励逊医生的日记。哈励逊在日记里详细地记述了这次给解放区运送医药物资的过程,所遭遇到的困难和相关细节。






最后的报告


夏理逊大夫最后的报告中说:拖延使运送任务受阻。

59岁① 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加拿大大夫夏理逊在把医疗物资从开封运往共产党解放区内的邯郸医院途中,于1月10日,在山东西部的张秋山区逝世。尽管在从上海到开封的途中,由于列车一次次地受阻,他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吃尽了苦头,他还是毅然而然地踏上了走向最后目的地的征程,结果终于在遥远的中国乡村,走完了人生的历程。他的死主要是因为营养不良和饥寒交迫,而他此行的目的也正是要缓解这两个问题。

为了纪念他,邯郸地区的人民及政府决定将邯郸医院重新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以铭记他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这是中国解放区救济总署的代表林仲(音译)主任,于2月7日在新亚大酒店为这位死去的救济工作者举行的纪念会上透露的。

夏理逊大夫死于第二次去邯郸的途中,这是在他刚完成第一次运送医疗物资到达开封,并把这些宝贵物资的运输安排妥当之后不久发生的。

下面是他的最后一份报告,说的是从上海护送医疗物资到开封的16天中所经历的情景,而即使在当前这样混乱的运输情况下,从上海到开封至多也不过三四天。


在12月1日,所有加拿大红十字会、加拿大妇女联合会、中国福利基金会、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行政院救济总署承诺提供的医疗物资和40吨纺织品,均由J.基恩斯先生存放在上海麦根路车站1号仓库里。基恩斯的办公室就在外滩中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SSO大楼。由于基恩斯先生休假去了,所以从12月1日至4日,我每天都得到麦根路车站去监督将这些物资和40吨纺织品装上16293、10163和31107号车皮。

我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王乃和(音译)货物监运员,4名警察及另外3名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人员,就睡在善后救济总署的棚车里。这棚车的3/4被一捆捆很重的电线(每捆至少有150磅重)、一只只包装箱和一只汽油桶塞得满满的。我们就在包装箱上铺开毯子睡觉。这个大汽油桶漏了,显然是被滚动的、未捆好的电线搞坏的。在汽油桶上,搁着一只火油炉做饭。在南京我叫人把电线移到另一个车上,并让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人员到别处做饭了。


在南京和徐州被冷落

我们于12月4日离开上海,同时上路的还有38节或39节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车皮,以及一节敞车。这些车皮,原先停在6号仓库和7号仓库的左侧侧线上。敞车上装了两辆武器运输车,由名叫V. K.法迪夫的苏联人照看着。他是4天前抵达的,也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我们这列车上已经有41节车皮了,所以分成了两路,一路为18节车皮,另一路为23节,并在南京两路车会合。

我们于5日抵达南京,停在南京郊区的一个货车站的侧线上。在那里停了4天后,于9日晚上7时过江到了浦口。之前,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3名成员进城去了,没及时跟上,几天后才乘了另一列火车赶了上来。我们于10日早晨3时抵徐州,在离车站一英里的侧线上又等了4天。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货物监运员王乃和是个极好的人,向我们提供诸多帮助。他到车站去了一次,回来时告诉我,他遇到一位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官员,这人自称是从开封派来徐州,照看路过的中国及联合国善后救济人员的。王乃和告诉他,有两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成员(我和苏联人)与4节车皮在此地。他告诉王乃和,他在站长室楼内办公,于是我和王乃和便去找他,了解车为什么被抛在这里。

我们到处都没找到他,此后两天,我和苏联人又两次上门,都没能找到。他知道我们被抛在这里,但根本不想见我们。


被火车头抛弃了

我们于凌晨1点离开徐州,开出后在第一个车站停下,停在侧线上。这里已是开封铁路局的管辖区。火车头开走了。早晨当我去察看3节装医疗物资的货车时,发现那3节车皮和苏联人的那节车皮在夜里已被解下来,抛在一边。我和王乃和一起去要求把这几节车皮拉回来,后又打电话给徐州站站长,但他无法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

下午,我自己去找站长,他是天津人,在两年前被派到这偏远的地方。我要求他帮我接通他的上司的电话。电话接通了。但这位上司起先一直含糊其词地搪塞,说什么火车太长了,现在没车头、没驾驶员,等等。最后,我告诉他,我们享有优先权,如他不把这4节车皮当天送回来,我将和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女士联系。她是我的朋友,早在1937年她就寄给我一张亲笔签名的他们夫妇在重庆的合影,以及一封她写的致谢信,感谢我在南昌第四路军的工作。这一吓唬还真有效,他用流利的英语说:“对此我很抱歉,我将马上发车。”6小时后,这些车皮都被送到了车站。


含糊和沉默

第二天,我去了3次,并打电话给站长及其上司。但只得到含糊的答复:也许今天,或许明天,或许几天以后车皮才能拉走,因为没有车头,火车都被军队占了,列车又太长,等等。“那就分两批好了。”我说。但对此他们不作回答。我又问:“为什么把我们和装有6英寸下水道管、氮肥和旧的加拿大松木的车皮一起扔在这儿?每天白天和黑夜都有6至8趟车南来北往的。”对此也没得到回答。

这儿根本没饮用水,只能煮沟里的水喝。这沟里的水又臭又脏,因为这条沟同时也是公共厕所。在晚上水结冰之前,能听见蛙叫。早晨孩子们敲破沟边的冰块用矛头扎青蛙。现在天气已经非常冷了,我和那苏联人可真受不了,我没食品配给,全靠在各个车站上买食品,但在这地方,什么都没有。

在这荒凉的黄土平原上,我和苏联人顶着寒风在贫穷的村子里搜买鸡蛋(小个的只有海鸥蛋那么大)。要是我们能买到6个鸡蛋,或一些大豆饼放在煮过的沟水里化了吃,就算很幸运了。通常我用1000元法币能买到一碗,但也花过2000元法币买一碗。鸡在这里更是稀罕了,无论我们出多少钱,都买不到。

这里有5个村子,许多20岁左右的女孩子都患上了梅毒病,而且是晚期:鼻子烂了,只留下一个孔,嘴唇也烂了,头发掉光了,有些还瞎了。她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完全得不到医治,这显然是日本侵略的结果。


整天有人偷窃

苏联人配给的食物也几乎吃光了。他和我一起开伙。大约早上5点半我们便起来,跺跺脚使血液能循环到脚上,然后他去附近的一个窝棚里,吃一点热的炖驴肉,喝一杯沟水泡的咖啡,我看守车子。警卫现在也不管了,极少靠近我们。偷窃日日夜夜都在发生。我的一床毯子、鞋子、衬衣在睡觉时被偷了,最后帆布网球鞋也给偷了。我们的脸和手都肿了,裂了。苏联人吃完回来后,我就去买一碗沟水,加入一些苏联人带的小包咖啡,但没糖。我每天吃两顿驴肉,而苏联人每天要吃许多顿。现在一天天地冷了,毯子上都结冰了,而且我现在只剩一条毯子了。有一只大脚趾开始变黑了,几乎不能行走,非常痛。苏联人的健康开始出现崩溃的迹象,回来后,他整夜剧烈地咳嗽,有时还说胡话,唉声叹气。我们必须采取些行动,我们俩都只剩最后一口气了。


S.O.S求救电报被截留

我到王乃和那里,问他在徐州有没有中国朋友。他说有一个。我提议,拍一个电报给开封的威斯特先生。王乃和用中文写一封信给他的朋友,附上电报,请他把电报拍给威斯特先生。


电报:开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总部,威斯特先生或费伊先生。

我们在此被抛在侧线上,没有食物、饮水,极冷,又没有离开的希望。望派火车头来,或给予帮助。

夏理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王乃和:中国善后救济总署


王乃和是唯一帮助我的人,其他人整天赌博。因此,我住到了苏联人的武器装运车上。

第二天早晨,我去王乃和处,问他是否已将信及电报托过路的火车司机送出,他说已送出。因此,我们到车站去了解王乃和的朋友是否收到信,是否采取行动了。另一个中国善后救济总署人员说,信已送往开封,但王乃和要求他打开信并发电报,他答应这么做。可是那电报始终没有抵达目的地。


配给吃完了

第二天王乃和得知严(音译,这些名字我一直分不清,但王乃和分得清),即那个新近被派到开封的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地区代表已到这里,并去开封。所有的客车在我们停留的车站都要停5分、10分或15分、20分钟,他知道我们被困在这儿。第二天他乘了一辆5节车厢的专车回去时又经过这里,去徐州,但他从未靠近我们一步。

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白却尔德先生身上了,但他不知道我们的下落,正在寻找我们。后来一架飞机在我们左侧低空飞行,我想它也许正在找我们,因为飞往南京和上海的邮政飞机通常飞得很高,一掠而过。

现在真是冷透了,我们更难熬了,我和苏联人又不能同时离开武器车,因为偷窃的事儿一直不断,而警卫也不再照看我们的车皮。我到那天津人站长那儿,我和他已交上朋友,希望他或许能给我一杯热茶喝,他确实给了。这茶便是这天早上我唯一吃的东西。我和苏联人现在几乎破产了。苏联人也只有不足一天的食物了,但他还坚持要我和他一起分享。


中国善后救济总署人员只吃米饭过活

住在这一列长火车末端棚车里的中国善后救济总署人员也只剩米饭了,他们从不给我们任何东西吃,而且看上去对我们的打扰很反感。货物监运员王乃和例外,他是个难得的好人,他给我饭吃,而我只在实在受不了时才接受。

今天早上,那个和我一起喝过茶的站长对我说:“大夫,我对你感到非常抱歉,这事儿真不可理解,今天早上你来之前,我打了电话给开封,想看看有无办法,但没得到满意的答复。”

第二天早上,那苏联人和我轮流去附近的破棚中喝最后一杯沟河水和咖啡(没糖),现在除了一小块配给的奶酪外,我们什么也没了。大约9点时,站长兴奋地跑来向我们叫道:“大约还有一小时准备出发,你的3节车皮和苏联人的那节车皮要走了。”


18日火车终于开了

早晨10点20分,一列客货混编的火车进站了。尽管站长有许多帮手,但他还是亲自拿起信号旗来回奔忙,指挥调车,就像害怕在将我们送走之前,这命令会被改变似的。最后他把车头派到列车的后面,挂上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棚车。于是我们出发了。今天是18日。

在我们和开封之间有20个车站,每站都要停1至3小时,通常停2小时,显然是为了加煤和水。天气更冷了,更难熬了,寒风透过武器装运车的敞开处往里灌。那天,我们只吃了一个热面饼。那是小贩在站台上叫卖的。夜晚非常可怕,苏联人变得很郁闷,整夜不停猛烈地咳嗽,还语无伦次地说胡话。我的脚痛极了,似乎再也不能起来行走。

19日,一阵阵寒风猛烈地掠过,尽管我们穿得很多,仍抵不住彻骨的寒风。也就在这一天,我们把那块奶酪平分着吃了。

火车在晚上10点30分抵达开封。当时,我们已疲劳到无法起身,尽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招待所就在附近,我们可以到那里去,但我们都无力地躺在车内直到第二天天明。


那苏联人病倒了

20日凌晨,我向那苏联人问了招待所的方向后,就动身去找招待所了。但走错了路,多走了一英里。等回到火车上时,几乎冻僵了。然后那苏联人又去了,并和汉森女士联系好派一辆吉普车尽早地接我们去。

现在每个人对我们都很友好,都千方百计来帮助我们。我和白却尔德先生一起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办事处,向威斯特先生汇报。那天晚上,苏联人病倒了。他在床上躺了两天。白却尔德先生关切地叫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医务人员照料他。


(选自上海中国福利会辑印的《国际和平战士夏理逊》)


①当时哈励逊实际年龄应为66岁。


分享
主办单位:衡水市人民医院(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衡水市人民医院)  单位地址:河北省衡水市人民东路180号  联系电话:0318-2181169(院办室)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号40479649813110211A1001 (有效期2019年7月29日至2020年7月28日)
Copyright ? 2015 衡水市人民医院(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 版权所有  备案号:冀ICP备15022519号-1 技术支持:六维科技 
哈院官微二维码